酒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,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,更是一种文化精神。再无它,像酒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文化诉说。在卷帙浩繁的典籍里,酒文化弥足珍贵。酒传、酒令、酒名、酒赋、酒诗、酒肆、酒政……
酒的学问,远不止于酿造本身,有着人类永远说不完的深奥。酒和它的故事,冲破时间与空间的维度,落成中华民族最经典的文化之一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关于酒的发明,流传着“仪狄造酒”与“杜康造酒”两个最经典的传说。
仪狄,一位披带造酒光环的女性。相传大禹时,一位名叫仪狄的绝色女子,做饭间偶尔闻到谷物发酵飘出的酒香。《战国策•魏策二》有言:“昔者帝女仪狄作酒而美,进之禹,禹饮而甘之。”
杜康,夏王朝第五代君主,距今约4000年,民间相传为酿酒祖师。传说中,杜康善于酿酒,其酿制工艺颇为讲究。民间传唱的一首酒歌据称就是杜康所传:“三更装糟糟儿香,日出烧酒酒儿旺,午后投料味儿浓,日落拌粮酒味长。”
宋朝现辣酒 品质之提升
在新品酒的研制方面,宋朝人有着突出贡献。宋人喜欢发明新事物,也喜欢新型饮品。后代流行的很多酒种,都始萌于宋朝。
唐五代以前,由于人们掌握不好酒的转化过程,酿出的酒比较浑浊,口味浓甜。甜酒虽然好喝,但酒度明显偏低。宋人改进发酵技术,最终酿造出酒精含量相对较高的酒。酒的甜度减低而酒度增高,苦味开始呈现。出于对高酒度的期盼,宋人逐渐开始崇尚苦味酒。在苦味之后,宋酒再度攀升,于是便有了“劲”、“辣”、“辛”、“烈”等词汇,来形容词酒度的提高和酒质的升华。
品酒节制 风气之提升
宋朝人饮酒较有节制,暴饮者鲜见。论及原因,一方面是宋朝人在日常生活开支以及养生方面都比较理智,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,宋朝酿造的酒酒精度数一直在增高。汉朝人饮酒以“石”计,唐朝人饮酒以“斗”计,而到了宋朝,大多数人饮酒以“升”计。
宋代虽然提倡礼教,但对女性的约束还不像后代那样严格,女子亦能饮酒,且不像后代妇女那样拘谨。李清照在其词中的饮酒风貌的展现,也显示了那个时代的饮酒风气。
唐以前的酒产品,没有特殊的酒包装。宋朝的成品酒采用了标准化的措施,普遍使用瓶装,有统一的容积标准。酒以瓶计,始自宋朝,这种包装及计量形式一直为后代所承继,并逐渐约定俗成。
蒸馏之出世
元朝由于各民族交流的空前通畅,文化元素交叉影响,元代的酒文化也随之呈现出许多新面貌。这个时期,元朝人从中亚及欧洲引进了蒸馏酒法,制造出中国式的谷物蒸馏酒,推动了中国造酒工艺的变革。从此,中国内陆从单一的发酵酒饮用体系演变成黄酒、烧酒(即现代的白酒)、果酒和奶酒四大饮用体系,营造出划时代的饮酒氛围。
自蒸馏酒传入中国,中华酿酒者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奥秘,随而移植于发酵谷物酒之中,用以蒸取高酒度的酒。宋朝以前,中国人苦苦努力找寻提升酒度的方法,但进展缓慢。元朝酿酒者获得蒸馏酒法,可谓豁然开朗,一步到位。
与宋王朝培育的儒雅文弱酒风相对应,辽金时代的酒生活显示出更多的狂野气度。蒙古起自大漠,人多嗜酒,且奔波厮杀,鞍马劳顿,所以特别喜欢酒的兴奋与刺激作用。蒙古首领在饮酒方面似乎多有天份。蒙元皇帝从太宗开始,上层人物就陷入了酣饮酣醉的境地。蒙元时代的酒器都特别大,显示了一代天骄的豪饮气度,史料记载“贮酒可五十余石”。
蒙元首领喝酒甚有威严,《马可•波罗游记》说:“当忽必烈饮酒时,朝臣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匍匐在地,同时一个庞大的乐队鼓乐齐鸣,直到陛下饮完后才停止奏乐,于是,所有人从地上爬起,恢复原来的姿势”。蒙古首领还特别喜欢强人饮酒,今天酒场上的劝饮传统,即主要来自于蒙元时代。
元朝曾上演过中国酒史上黑暗的一幕,统治者凶横地下令凡是造酒者一律要服苦役,财产要被没收,妻女要被奴役。但没有酒的社会无疑是一个死寂的世界,也是一个无望的世界。人们三五成群,怀揣酒瓶,偷偷抿几口,以憧憬生活的变化。到元朝中后期,酒禁已无法酷虐黎民的躯体,饮酒之风在次兴盛起来,烧制烈性白酒的烧锅作坊迅速遍立大江南北。
清朝初期,外地酒工多下黔中,纷纷看中贵州的地理环境,他们与当地人相配合,改良酿酒工艺,生产出了举世所瞩的贵州白酒。此后,贵州酿酒业空前高涨,一跃而进入中国名酒行列,实现了历史性的突变。尤其是烈性白酒的酿造,开创了中国酱香型白酒一大流派,彰显于华夏酒界。
谈及贵州酱香白酒,则必须说仁怀城西的茅台村。茅台村滨临赤水河畔,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,微生物种群十分活跃,为孕育酱香白酒提供了天然场所。酱香白酒的主要优势还在于酿酒方法的精妙。酿制酱香白酒要以优质高粱为原料,用小麦制成高温曲,即当地人所说的“白水曲”。酱香白酒的用曲量多于原料量,采用多次发酵、多次取酒的工艺,用曲多,发酵期长,酒质自然提高。近代酿造酱香白酒,工艺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,然而多次下曲、多次蒸馏的原有模型却始终保留下来,构成酱香白酒的固定风格。